很快，他对台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觉得人非常好；
当时，经常有一些气球飞过来撒传单，像下雪一样。
他捡起了一张大陆宣传单（至今保存），激发了到海峡对岸的大陆去看一看的好奇心。
“以前我都没有想过，海峡对岸是什么样的人，现在我很想看一看中国的其他地方。”
那时候，西方的媒体已经开始洗脑宣传，对中国的抨击和偏见占领了高地；
但是，那张从天而降的宣传单以及维廉的个人所见，让他第一次学会了独立思考：“我们为什么要对中国怀有敌意?”
为了给心中的问号找到答案，他自己私下学了很多亚洲历史，发现了西方列强在中国胡作非为的记录，大吃一惊。
“不是因为他们懒、笨或穷……是西方人的入侵打乱了这一切。”
潘维廉在中国台湾
后来，维廉又到东南亚其他国家驻扎，但一直没忘了中国，希望有机会好好学习汉语。
1980年他退伍后，开始计划“中国行”，到中国去，一探究竟。
维廉的家人朋友是拒绝的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非要到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做什么？
更何况维廉从小就向往成为企业家，现在担任一家美国证券公司的总裁， 年薪70多万美金，说放弃就放弃，听起来很荒唐幼稚。
但维廉的冒险精神在牵引着他前行；八岁时，他就向澳大利亚使馆表示，想去澳大利亚看看，使馆回复他，“欢迎欢迎！”
这一次，他也没有放弃。
1988年，32岁的他卖掉了公司，带着妻子苏珊和两个还在嘬手的儿子来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城市——厦门。
1988年，潘维廉一家在厦门港
刚踏上中国大陆的时候，他着实“吃了一惊”：
80年代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，还在实行粮票制度，他作为外国人，没有资格领，只得靠邻居们的接济，东拼西凑地维生；
街上没有出租车，只有1、2、3路公交车和人力三轮车，并且经常断水、断电，生活条件令人堪忧；
水管里流出的自来水是咖啡色的，喝完一家人闹了好几天肚子，只得自己制作简易过滤工具，材料是丝！袜！
老潘不得不抗水到住处，作为生活用水。
那时候中国人家里没有像样的浴室，想洗澡只能去公共澡堂；
他曾目睹校长穿着睡衣走过一栋楼，便知道他正走在洗浴的路上。
生活上的挑战、小尴尬，并没有熄灭他与中国的缘分。
左邻右舍经常邀请他们一家过节，吃团圆饭，家庭聚会，他结识了很多“亲人”。
短短一年时间，他从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学通了汉语，并成为了该校应聘的首位外籍MBA教师！
MBA课程对中国来说，是“洋货”，教育资源还很短缺，跟不上时代步伐；他便自己操刀，融合国外的先进理念，编写教材为学生授课。
可以说，他为中国本土的MBA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。
当时他的工资是每月90美金，合人民币570元，和他在美国开公司没法比，但他乐在其中，一干就是半辈子。
潘维廉在上课
工作之余，他用三轮车拉着全家人漫游厦门，与当地民众交流，了解城市的文化和历史。
他注意到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好，厦门的经济在快速发展，城市绿化也做得越来越好。
1992年，潘维廉做出一个“惊人”举动——申请中国绿卡。
那时候，福建可还没有外籍人士获得绿卡，老潘成了第一个。
90年代，中国的出国留学潮开始兴起，他见很多学生脑子里期待着出国，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，“世界的经济中心，不在国外，在中国”。
“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决定，我都会终身留在这里。”
1994年，有几位“中国专家”给老潘写信，说他不应该盲目夸赞中国，因为他所在地是经济发达的厦门，内地还很萧条。
为了亲眼证实这一点，“冒险王”的灵魂又被激活了：
“我不要相信媒体的报道，我要亲自看一看！”
他买了一辆15座的面包车，改装了一下，吃睡都在车上，这就启程了！
1994年，他带着家人自驾游4万公里，历经3个月，游览了全国一半的省份，特别是宁夏、青海等西部贫困地区。
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宁夏。
“非常偏僻，很穷！但是他们琢磨出了很多新的出路，拉电，建学校，建医院……国家把环境治理好了，让老百姓自己去找赚钱的方法，这样很棒。” 他说。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再写作万卷书。
老潘把从1988年以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，写成了一本书，《我不见外——老潘的中国来信》，中英文都有出版。
他把这本书寄给了习近平主席，得到了习主席的回信！
“你把人生宝贵的时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。这份浓浓的厦门情、中国情，让我很感动。”
主席也按照老潘的口吻秀了一把：“这种‘不见外’，我很欣赏！”
老潘不仅忙于教学工作，还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，致力于厦门和中国的外交宣传。
他给家人写了不下1500封信，用英文记录了中国的文化，精心绘制英文漫画，让外国人看懂中国的美好。
鼓浪屿申遗，宣传大使，厦门“城市花园”建设的申请……都有他的功劳。
1999年，他获得了“厦门荣誉市民”称号。
他曾经历过三次全国人口普查，两次参加国庆观礼。
他珍贵的图画日记本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。
2019年，潘维廉被选为“感动中国十大人物”。
“打开心扉，拥抱过就有了默契；放下偏见，太平洋就不算距离；家乡的信中写下你的中国，字里行间读得出你的深情。”
“遥远来，永久住，深刻爱。我们都喜欢你这种‘不见外’！”
“厦门下一个四十年建设，还有我”
2004年他回到美国探亲，一向严肃的父亲却紧紧抱住他，说：“我很庆幸你去了中国。我为你感到骄傲！”
父亲很自责，当年强烈反对他的决定。
现在，潘维廉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、成家，其中一位学医，在非洲进行人道主义援助。
子孙满堂，和和美美。
然而，今年2月10日，妻子苏珊突发心脏病去世了。
老潘悲痛不已。两人因喜爱中国结缘，相偎相依，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。
她是老潘“最好的朋友”，没有她，老潘可能在异国他乡坚持不了这么多年。
在老潘家，最醒目的就是有关厦门文化的书籍。
“他们都说闽南人很好客，其实当你读读历史，就会发现，这是有根源的——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。”
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说，“潘维廉比我还‘厦门’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比我还深刻！”
老潘则笑称：“我是第一个定居厦门的外国人吗？不，700年前也有！”
他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孙悟空，因为他属猴，特别喜欢猴子。
他说：“我88年来到厦门，本打算只待个一两年，结果这一来，就再没有舍得走。”
“我还想参与厦门下一个四十年的建设。”
“我会在这里待一辈子。”
“纽约不是我的家，中国才是”
很多外国人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，评选出来的“十大功勋外教”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
吴雪丽（Shiley Wood）出生在美国，二战后随中国丈夫来到中国，1953年开始在河南大学任教，至今已50多年，教过3300多名本硕博生。
她曾受国务院邀请，到人大会议上翻译文件，提出许多新词的译法，为我国翻译事业做出了贡献，周总理亲自批准加入中国国籍。
而今，她的丈夫已去世，她也是85岁高龄；
有人问她，是否想过“落叶归根”，回到美国，她的回答是：“我的丈夫在这里去世，孩子在这里出生；美国不是我的家，中国才是。”
戴伟（David G. Evans），英国人，和老潘一样，8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后，决定留在中国发展，辞去美国大学的工作，成为北京化工大学的老师；
同时，他致力于中国与西方的外交工作，促进中英合作，英国皇室颁发给他“大英帝国勋章”中的“官佐勋章”，他还获得中国政府的“友谊奖”。
也不能忘记将毕生全部经济学著作捐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威廉姆·霍文克（Willem Houwink），他斥资建设霍文克金融模拟实验室，对80年代的中国教育事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巨大影响。
让多雷（Jean Dorey），法国里昂中央理工大学前校长，2005年在建立了中国第一所采用法国工程师教育模式的“中法工程师学院”。
他引入法国的工程师教学管理方法，结合两国的长处和资源，为中国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，获得2009年中国政府“友谊奖”。
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们选择了中国，成为了拓荒者；
在动乱时代，他们坚守在岗位上，没有离开；
在语言不通、意识形态不同的陌生土地上，保持开放的胸怀，拼搏努力，扎下根基；
富裕和平的年代来临，他们仍然不忘初心，继续陪同中国人一起成长。
他们的一生，诠释了什么叫“心的方向，就是家”。
